浙江社科网,礼法交融下的乡约变迁及其启示

内容摘要:中国有着历史悠久且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先民在乡村社会礼法并用,构建出了一套庞杂的治理和教化体系,其中乡约制度尤为引人瞩目。乡约原是关中士人推行礼治的产物,但其在后世发展中却出现了与保甲等官治工具融合的趋势,明清时期朝廷还将谕令、律法等借助乡约一体推行。创制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乡约,因其出于陕西蓝田吕氏兄弟之手,故又被称为《蓝田乡约》。(《关学编》)因此,《吕氏乡约》也被认为是吕氏兄弟追随关学开山祖师张载“笃实践履”并在关中推行礼治的产物。《吕氏乡约》约文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入约乡民在“直月”的组织下每月一聚,由“约正”来“书其善恶,行其赏罚”。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且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先民在乡村社会礼法并用,构建出了一套庞杂的治理和教化体系,其中乡约制度尤为引人瞩目。乡约原是关中士人推行礼治的产物,但其在后世发展中却出现了与保甲等官治工具融合的趋势,明清时期朝廷还将谕令、律法等借助乡约一体推行。乡约制度虽然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在变迁中的成败得失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决策部署。

关键词:乡民;吕氏乡约;保甲;朝廷;推行;吕坤;吕大钧;融合;关中;兄弟

创制于北宋熙宁九年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乡约,因其出于陕西蓝田吕氏兄弟之手,故又被称为《蓝田乡约》。据载,吕氏兄弟共有六人,除一人夭亡外,其余五人均登科及第。吕氏兄弟的祖父吕通曾任太常博士,其父曾担任过比部郎中,如此看来,吕氏家族在当地可谓官宦和诗礼世家。在吕氏诸兄弟中对乡约贡献最大者当推吕大钧,经朱熹考证,吕大钧其实就是这个乡约的真正作者。据载,吕大钧从学张载后“信之不疑”,“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为宗范”,与其他兄弟一起“为乡约以敦俗”,“自是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因此,《吕氏乡约》也被认为是吕氏兄弟追随关学开山祖师张载“笃实践履”并在关中推行礼治的产物。

乡规民约;乡村振兴;农村经济建设;文化涵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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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app官方 ,《吕氏乡约》约文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入约乡民在“直月”的组织下每月一聚,由“约正”来“书其善恶,行其赏罚”。“直月”这一职务由入约乡民轮流担任,乡民入约、退约比较自由,凡遇重大事项则“共议更易”。这些规定在今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但在王安石保甲新法风头正盛时推行这样一个纯民间自发的规范,确实冒了一定风险。面对旁人的顾虑和质疑,吕大钧据理力争,详加辩解,难怪张载都要称赞“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并感叹自己与和叔相比也是“勇为不可及”。在吕大钧的坚持和努力下,这份乡约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在明清各类乡约中获得了“令甲”的地位。近代学人对其也是礼赞有加。社会学家杨开道说:“由人民自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政治学家萧公权认为,《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决策部署。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要坚持全面振兴,通过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为新时代重塑乡规民约的乡治功能提供了广阔舞台。作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体系,以王阳明《南赣乡约》、朱熹《朱子家礼》、吕氏四贤《蓝田乡约》等为代表的乡约圭臬,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且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先民在乡村社会礼法并用,构建出了一套庞杂的治理和教化体系,其中乡约制度尤为引人瞩目。乡约原是关中士人推行礼治的产物,但其在后世发展中却出现了与保甲等官治工具融合的趋势,明清时期朝廷还将谕令、律法等借助乡约一体推行。乡约制度虽然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在变迁中的成败得失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吕氏乡约》在当时影响有限,未能全面推开。后幸赖朱熹发掘、增损,才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份乡约的存在。朱熹对《吕氏乡约》最大的一个调整就是删去了原来的罚款规定,同时对犯过者更为宽容、仁慈。对于犯小过后能“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的乡民,吕氏兄弟的做法是“书于籍”。到朱熹那里则是连书于籍也取消了,仅是“密规之”。对于大过,吕氏兄弟的做法是举行众议,只要大家认为“决不可容”就可“皆绝之”。朱熹的设计是先“众戒之”,如果不听“则会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约正,约正以义理诲谕之”。如果犯过者承认错误愿意改正“则书于籍以俟”,倘若顽固不化不知悔改才“听其出约”。在现有资料里虽没能发现朱熹推行乡约的记载,但其在知漳州期间整顿词讼和重视教化的做法确是有案可循。朱熹在漳州期间先后发布了《漳州晓谕词牓》《晓谕居丧持服遵礼律事》《劝谕榜》等告谕,当地风俗大为改观。尤其是《劝谕榜》,其中多有号召乡民互相劝诫、互相纠察的规定,与《吕氏乡约》有颇多暗合之处。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秩序生成功能。明正德十一年九月,王阳明临危受命,历时一年半时间,先后平定了福建、江西、广东等地数十年的祸乱。为了对初定的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王阳明制定《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同时,推行保甲弭盗安民,设立社学推行教化,设立社仓以济灾荒,从而构建起官府主导推行的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合一的乡治模式。《南赣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强调相互帮助、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其目的在于整饬社区生活秩序,加强以自我约制为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从而使“各安生理,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避免“以众暴寡,以强凌弱”,使民“永为善良”,“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从而以“兴礼让之风”,“成敦厚之俗”,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王阳明推行的乡治,使当时的南赣地区风气焕然一新,“民无重赋,家有田耕,城郭乡村,一派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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