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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app官方:清末女作家薛绍徽及其戊戌诗史,晚清妇女楷模的演变

内容摘要:“百日维新”失败后,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秉承“贤媛”传统呼吁男女平权薛绍徽之所以成为一名维新变法志士,乃因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在象征与实际层面的联姻。而薛绍徽等妇女领袖从妇女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更为积极全面,认为创办女学,融合西方教育系统,目的不在变中国妇女从无用到有用,而是使她们得到最好的向学机会,成为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备国家有用之选”,和男子一样施展其人生抱负。尽管其时南洋幕中谋士如云,陈氏兄弟及官报其他编辑请薛绍徽为日报作《序例》,当因薛绍徽之文采卓识,及其变法热忱,堪胜此重任,而薛绍徽亦因此直接参与了立宪运动。

论坛伊始,由于雪棠介绍论坛宗旨、对话学者、嘉宾学者及本期论坛主题。发言环节,钱南秀从贤媛传统切入,她认为这种精神的形成,源自《庄子·逍遥游》中的“至人”人格,魏晋竹林七贤、支遁、王羲之等人就沿袭了这套精神谱系,有咏絮之才、林下之风的谢道韫,就有以自己的智慧保护家人、保卫国家的故事。清末女学运动对贤媛精神有所继承,而这贤媛精神,也成为清末妇女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之一。清末维新妇女根植于中国知识妇女传统,对魏晋“贤媛”及其所代表的“林下之风”之自由精神极为认同,打破传统儒家内外之别,将争取妇女权益置于强国之先。而这一由妇女主导的、侧重于社会文化变革的自我解放运动,却很快被更激进的革命话语替代。中国传统中,“列女”与“贤媛”是妇女史书写的两大分支,一显一隐,对立而又互补,贤媛更侧重知识女性,长期隐于父权幕后,却在清末维新运动中喷薄而出。另一方面,“列女”与“贤媛”均于汉文化圈诸国出现仿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列女”仿作大量涌现,亦成翻译介绍西方女性故事载体,并借之形成“女杰”话语,成为妇女革命主流。陈撷芬于《女学报》谓中国女子有“坚执心”“慈爱心”“报复心”三大特色,秋瑾后来成为国民偶像,也是被此类话语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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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联姻,使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其后的男女维新志士。薛绍徽与陈寿彭的婚姻,提供了最好例证。薛绍徽出身福州寒儒之家,幼承母教,饱读诗书,与陈寿彭成婚后,经由二陈,亦颇得西学浸润。然而清末边衅频仍,明示薛绍徽,西方文明不仅仅是机械精良、共和民主,也催生国族纷争、血腥屠杀。她早期由西方获取的复杂信息,为日后参与戊戌变法打下基础,使她在汲取国外新知,以设计妇女与中国未来之时,有更为系统全面且具批判性的考虑。要之,维新志士薛绍徽的养成,并不仅限于几位独具政治军事眼光的男性的影响,而是由家族、戚里相连的众多男女社会群体的合力,其观念与行动涉及清末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

对话开始,莎日娜就女性楷模的阶级问题提问,钱南秀指出学术界关于知识妇女书写能否反映劳动妇女心态的质疑,但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必须重视发掘现有的女性书写。杨联芬则认为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论述妇女解放是极为深刻的,但经济独立的妇女并不一定得到解放,还应重视教育。针对于雪棠提出的“爱伦凯的思想怎么传入中国”的问题,杨联芬回答,瑞典妇女运动活动家爱伦凯“有恋爱才是道德婚姻”的观点,在五四时期被奉为格言,形成很大的影响,并引发离婚思潮。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论述妇女解放,是很深刻的,因此,女性经济独立、争取教育资本、拥有受教育权利,都是必要的。

除了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外,陈季同还翻译了法国文学和律法,在维新变法之前,为了让国人了解西方的法制,陈季同翻译了著名的《拿破仑法典》,之后还在报纸上译介西学,雨果、莫里哀、左拉等人的作品都曾被他翻译出版,被认为是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福州的船政文化,肇自清后期自强运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福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造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独具眼光,力主附设船政学堂,从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工程师、科学家、海军军官、翻译家、外交官等一批中西兼通的人才。这批人物后来多为维新干将。陈季同即为船政学堂首期毕业生,随后任中国驻欧使节凡十六年,其间曾在巴黎接受系统的西方法学与政治学教育。旅欧期间,陈季同发表了大批法文与英文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陈寿彭亦为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并旅欧多年。兄弟二人回国后,发行报刊、编译出版西方科技文化历史著作,积极倡导维新变法。

最后,于雪棠为讲座做了总结发言,京师论坛第十期结束。

不过虽然在欧洲有着广泛的影响,但陈季同的外交官生涯却并不顺遂,1891年因为私债纠纷陈季同被清政府撤职,黯然回国,虽然不久之后就官复原职,但终其一生都再未踏足过欧洲。

  “贤媛”概念之形成,本自《庄子》“至人”精神。经由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之玄学阐释与自我认同,及东晋高僧支遁及其同道王羲之、谢安等以般若佛学演绎,“至人”遂为有晋一代之人格理想,影响及于闺阁。《世说新语》“贤媛”门所载谢道韫等言行,全面体现了长育万物、为而不有的“至人”理念,其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才学深华、鉴识高瞻、道德坚忍,百代之下,犹为后世表率,直接激励闽川妇女投身维新变法。

2018年10月9日,第十期京师论坛在英东楼演讲厅举办,题为“晚清妇女楷模的演变”。本期论坛由北师大文学院教授于雪棠主持,邀请了莱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文学教授钱南秀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进行对话,北师大文学院副教授莎日娜作为嘉宾学者出席。

公元1875年英国驻华公使马嘉理在不知会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云南,并在云南腾越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最终马嘉理与随行人员被打死,英国政府以此要挟清政府,要求派遣大员到英国道歉,在此背景下,清政府派出了第一位常驻外国公使郭嵩焘,开了派驻外国公使的先例。据记载,清朝自1875年开始直至1911年灭亡,期间曾往16个国家派出了数十名驻外公使,本文要说到的陈季同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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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芬称赞钱南秀中国文化中“贤媛”传统的研究发掘和彰显了过去为“正史”所遮蔽的独立自强知识女性的谱系,认为此举对于恢复中国妇女历史真相,丰富历史叙述具有重要意义。她还补充道,“贤媛”一词,并非完全等同于“才女”,她具有主体性和人格内涵的气质,与西方现代的自由、平等观念非常接近。在古代,最初男女教育比较平等,后来受礼教影响形成巨大差异。因此,教育是女性解放的最基本前提,通过教育获得独立的资本,才能最终脱离父权和家庭束缚获得自由。在晚清,女性观已经建立,胡彬夏、陈衡哲、冰心均有一系列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而她们关于女性身份的观点,又各有不同。“贤母良妻”尽管来自儒家经典,却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发明,于20世纪初作为新词回到中国,很快就被质疑而始终居于尴尬地位。

威尼斯app官方,公元1873年,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朝正值同治皇帝在位,这一年英国、法国、俄国、美国、荷兰、日本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式礼节觐见了同治皇帝,标志着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了正式的使节,但此时的清朝却从未派遣过使节至他国,这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满。

  从二陈及其同仁的著作与活动,可以一窥福州船政文化的价值体系,即以在中国实现男女平权、民主共和为其终极目标,以新晋媒体传播文化价值,并特别强调文学的精神作用。对妇女与文学的重视,显然源自本地才女文化的影响,亦成为两种文化联姻的契机。

在师生问答环节中,同学们就性向体系背后的权力对抗、女权主义者的慈禧评价、贤媛的道家阐释等问题提问。杨联芬指出,女权对立面是男权,男权不等于男性,不是性别对立,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不仅要尊重弱势性别,还要尊重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心理障碍人群等,有尊重才能研究。女性要独立,这不是男性或女性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钱南秀认为,慈禧虽然有鼓励女子教育、鼓励放脚等行为,身边也有一些有才学的女子,但她仍是男权社会的统治者,在她身上男权的体现非常明显,是典型的独裁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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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承“贤媛”传统 呼吁男女平权

陈季同在旅欧和担任外交官期间深受欧洲文化和习俗的熏染,法国汉学家考狄就曾说过:我从未见过比陈季同更彻底地接受欧洲风格的中国人,实际上他对欧洲习俗的理解甚于他本国。在此期间他不遗余力的著书立说,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所著的八部法文作品都在巴黎得到了发表,而且被翻译为英、德、意、西等多国文字,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传统小说《聊斋志异》便是由他率先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并三次再版,深受欢迎。因此他曾被法国政府授予教育勋章,还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认为是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之一。

  薛绍徽
(1866—1911),字秀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晚清杰出的女作家与翻译家。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其夫陈寿彭、夫兄陈季同、陈季同的法籍妻子赖妈懿(Maria-Adèle
Lardanchet)积极参与了上海女学运动。“百日维新”失败后,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其毕生创作了大量诗词,现存古典诗歌300余首、词150余阕,堪称清末维新变法编年诗史。

陈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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